我把她从炮火中救出来，她却选择撕毁了能让她留在这里的绿卡。我的名字是陈帆，三十九岁，在基辅从事外贸工作已有八年。2022年春天，炮声震耳欲聋，我结识了认识两年的娜塔莎，她在超市担任收银，父母在东部失去联系。我帮助她躲进了地下室，我们一起在那狭窄的空间里度过了四十多天。

后来的撤侨行动中，我带着她坐上了回国的车。她不懂中文，我也不会说乌克兰语，这段时间我们完全依赖手机翻译。为了让她有更好的生活，我托人帮她申请了绿卡，以为这样她能安心待在中国。那年冬天，她拿着绿卡看了很久，最后突然撕成两半，扔进了垃圾桶。我非常着急，问她这是为何，她却用蹩脚的中文说：“帆，我死，也要回基辅。老家，还有我妈。”

在炮火中，我们都变得渴望生存，然而跨国的界限此时似乎变得微不足道。那漫长的四十天是我们最艰难的时光，黑暗而潮湿的地下室里充斥着远处的爆炸声。娜塔莎感到害怕，每到夜里都会紧紧抓着我的袖子发抖。由于语言障碍，我们只能比划。一次粮食告急，我们只剩下一小块巧克力，她大口塞给我，自己则小口啃着，说要我有力气。那时我就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带她离开。

撤侨时，车队排得很长，娜塔莎握住我的手说：“帆，你去中国，我跟你去。”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回国后，她像一张白纸，所有东西都需要重新学习。我教她用筷子，她则帮我识别西里尔字母。虽然生活艰难，但我们总算相互扶持着度过了难关。

当我以为她完全听不懂中文的时候，实际上她早已默默理解了我的心声。刚回国时，她的中文几乎为零，我说话时得依赖翻译。有次我和朋友抱怨，调侃她什么也不会，她貌似没有反应。后来朋友提醒我，她可能听懂了。我不以为然，认为她连“你好”都说不流利。直到有一天我发烧，迷迷糊糊地喊妈，她突然用中文说：“帆，我在，别怕。”我惊讶地坐了起来，才知道她其实在大学学过中文，并且在基辅也有练习，只是担心一开始就让我烦。

绿卡被撕掉那晚，我们发生了争吵。我问她为何要回去，她却坚持不解我的心情：“帆，我妈在东部，三年来没有音信，我是她唯一的女儿。”我提议陪她去，她却说那地方危险，根本不是我能去的。她开始频繁观看乌克兰的新闻，凌晨独自哭泣，我心里十分难过，但无能为力。我救她离开炮火，是在保全她的生命，而她选择回去是为了尽孝，我无从阻止。

我把撕破的绿卡捡起来，用胶带粘好，藏入她的抽屉里，告诉她：“娜塔莎，卡我给你留着，若想回来的话，还有路。”她离开的那天没有哭泣，只说等她把妈妈接出来，我们一家团圆。今年春天，她托人买了陆路的票，我送她到机场。她紧紧抱住我，用中文说：“帆，你等我，我会把妈妈带回来，你来接我们。”我忍住情感点了点头。

临走前的晚上，她为我做了红菜汤，放入了我最喜欢的牛肉，说：“帆，你一个人要记得按时吃饭。”我点头，但喉咙却感到突出的堵塞。她走后，我每天关注新闻，但炮声依旧，我不仅害怕，更担心她一个人。我开始存钱，希望不久后能够去接她们。那张残破的绿卡依旧在抽屉里，胶布的痕迹像道伤痕。

这张撕开的卡片，象征着我对她的等待。虽然她撕了绿卡，但我对她的心意依然坚定。爱能够承受炮火，也能忍受分离。如今她离开已经半年，偶尔传来语音，告诉我她母亲在西部的避难所。我回复她：“好，我在这里，红菜汤为你留着。”每周我都会擦拭那张粘好的绿卡。朋友劝我放弃，我却说，无论她是否会回来，她都是我的妻子，这个我不会改变。等待，便是我能给予她最实在的陪伴。